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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毛琦很早就对铁路的军事价值产生了兴趣，早在1842年他才升为少校，在柏林第四军参谋部供职时，他就参加了汉堡铁路的管理，认真研究了铁路技术在战争中能起什么作用。

    后来当他成为总参谋长，他开始推动整个北德意志铁路的建设，大量铁路都不是考虑经济价值，而是以军事价值作为最重要的参考，结果普鲁士的铁路线前展，甚至过了整个法国的铁路里程，而普鲁士的人口、经济显然跟法国不再一个量级上。铁路建设，反过来推动了经济展，那则是附带的效应，不是主要目标。

    而且铁路标准必须统一，不但统一铁路建设的标准，而且统一铁路管理的标准，所有的铁路都必须使用统一的时刻表，这在四分五裂的德国具有重要意义，让时刻精确到每一列火车，这样在战争爆之时，只需要查时刻表，軍队就能掌握每一列火车的位置，方便他们制定运兵的计划。

    同时軍队要高度参与铁路运输，一旦战争爆，铁路将归軍队管理，軍队需要拥有管理整个铁路网的能力。

    总之就是修铁路是在軍队推动下修建，与军事化管理对接，必要时候直接由軍队管理。

    交通运输的军事化涉及面很大，但却还不是最难的，最难的还是动员体系。

    大明的軍队都是招募的，相当于西方的募兵制，欧洲的英国和奥地利是两个典型的募兵制国家，问题是，英国不是6军强国，奥地利则完败给了义务兵役制的普鲁士。

    可如果大明这样人口众多的国家，实行了义务兵役制之后，那么軍队数量将会过欧洲所有的国家，这一点让提出这个建议的军官都感到有些不现实。

    可是朱敬伦却接受了，他觉得军事化，对一个农耕民族向工业时代转变，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。

    试想一下，要在小农的体制下，诞生出规模巨大的工业管理能力，这现实吗？

    西方国家之所以能在工业时代如鱼得水，很快就展起来严密、复杂的工业管理方法，一个很重要的因素，就是他们的军事制度，因为经常爆战争，大多数人都有军旅知识。

    在农业时代，唯一能够让人接触到大规模、精细化管理的事务，往往就是军事组织。

    但如何在大明实行义务兵役制，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必须找到一个合理的方法，否则财政根本负担不起，大明不可能像普鲁士那样，成为一个亚洲兵营。

    跟朱敬伦谈话结束之后，大批军官开始制定改革计划。

    这些军官数量庞大，而且包含了各个层级，从最高的统领一直到底层的旅帅甚至营官，人数高达三千多人，分散在法国、德国和丹麦三国学习，因为一个国家根本容不下他们。

    现在他们回国之后，很快就在各个层级，形成了一股改革的思潮，他们有改革的想法，朱敬伦则给他们提供支持。加上本来大明的軍队，就没形成什么传统，组织体系也比较散，高级将领最多能够统领到军一级，也就是一万人。

    平时分驻在各地，打仗的时候，临时任命某一个军官为大统领来掌控全局，这有点类似明代早期的总兵制，总兵在那时候不是一个常设职位，总兵官是临时设置，最开始的时候，都是常遇春、徐达这样的元老在战争中充当，后来晚期才变得不值钱，成了常设军官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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