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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可惜的是，总理衙门中的官僚告诉日本人说，朝鲜虽然说大清的属国，但是大清向来不干涉朝鲜国政，双方不过是礼尚往来。

    日本人很清楚历史上以中国为中心的宗藩体系是什么性质，他们就是要让清廷说出来他们管不了朝鲜的事。

    同样他们也让清廷的官员说出了他们管不了台湾的事情。

    就是在这次出使中，副岛种臣第一次提到了台湾问题，起因是两年前1871年，有两艘琉球商船漂流到了台湾，一艘飘到了清政府实际管辖的地域，得到了当地官府的良好救助，一艘漂流到了生番界内，结果被牡丹社的土著给杀人掠货了，这就是著名的牡丹社事件。

    日本提出要求清政府惩罚生番，总理衙门的王大臣毛昶熙、董恂等表示：台湾之“生番”为中国政教政令所不及，是化外之民。日本人表示，“生番害人，贵国舍而不治，我却将问罪岛人。”

    日本人摸清了在朝鲜和台湾问题上，宗主国满清不会直接干涉的态度。接着他们开始了解洋人的态度。

    日本人此时最了解的洋人，一个是最早跟日本签订外交条约的俄国，两国瓜分了库页岛，另一个就是打开日本国门的美国。所以这两国的态度是重中之重。

    副岛种臣就朝鲜和台湾问题获得美国公使镂斐迪的谅解，还得到俄使布策对日本的征韩不加干涉的保证。这个俄国使者，曾经在日本担任公使，跟副岛种臣私人关系很好，关系好到什么程度？副岛种臣从北亰离开的时候，直接委托布策公使代理日本在华的外交事务。

    日本人之后还摸清，英法等国普遍比较同情日本，这些洋人不懂得东方的宗藩体系，也很烦东方式的礼仪，日本偏偏是采用西方外交习惯跟朝鲜接触的，在台湾问题上，日本则打着保护琉球属民的旗号，因此各国都比较认可日本。

    日本做的足够好，所以他弄清楚无论在哪个方向兵，都不会受到洋人的干涉。

    日本外交上的这股灵巧劲，仿佛天生的一般，不得不让人叹服。

    做到这里，他们欠缺的就是做决定的人回来了。做决定的人此时不在国内，而是出国访问去了。以岩仓具视为的外交代表团，从1871年开始环球航行，其中包括了日本一半的高级官员，而且绝对不是充数的，是真正的一批决策者，其中包括木户孝允、大久保利通、伊藤博文等明治维新的元老级人物。使节团出访之前，跟留守国内的西乡隆盛等高级官员约定过，一切军国大事必须等世界谈出访回国后在决定。

    日本使节团在欧美游历了两年，仔细考察了欧美的社会风情、政治制度，军事力量和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，大大影响了他们的世界观。当他们回来后现，国内的事情，国内的官员已经做完了一切铺垫，就等着他们做决定了。副岛种臣这种人还只是留守国内的官员，还不是出国见过市面的官员，所作所为就已经如此符合西方观念，不得不让人称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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