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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因为大明官员告诉他，此事非他不能处理，如果处理不好的话，英国、法国、俄国和美国的洋人，势必会联合向北亰动进攻。

    同时大明政府还通过报纸表声明，告诉天下读书人，官府邀请大儒曾国藩去天津调查教案，瞬间赢得了一众读书人的响应，他们认为他们心中的偶像出面，肯定能震慑住洋教。

    忠君也好，不忠也罢，曾国藩毫无疑问是一个爱惜自己羽毛的人，他是天下敬仰的大儒，洋教问题，大家都翘以盼的等他出面，如果他不出面，他用一辈子建立起来的名誉就会轰然倒塌，因为他在大是大非面前退缩了。

    另外曾国藩是一个真正有休养的儒士，后世被称为儒家辉煌最后的尾声，他不是世俗的政客，而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士大夫，至少在精神道德层面上，他是跟范冲淹、王安石等士大夫文化颠峰时期的这一群精英士大夫平齐的，中国士大夫的道德支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，是为生民立命为天地立心为万世开太平，简单一点说，一个真正的士大夫，是有一种家伙天下情怀的，他们心中对国家、民族抱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。

    这种责任感也让曾国藩无法去推脱。

    但他心里其实明白，他去了，对他个人，恐怕会是一个打击，他明白他自己现在的位置太高了，高到他当初都想象不到的地步，他本没想过要收获这么崇高的威望，他最初的愿望不过是希望通过教育子孙懂礼仪知廉耻明大义，是不希望看到下一代被洋人的邪说蛊惑。

    可他没想到，他推动的教育儒家化，通过大明日益达的现代报纸，传播的范围和度乎了传统社会所能到达的极限，如果没有这些现代传播方式，可能曾国藩的行为，要在他死后才能慢慢产生效果。

    但是在这些媒体的推动下，他的行为已经不局限在读书人阶层，而是在全社会各个阶层中广为流传，而他的行为也被人各种解读，他成了一个符号，一种象征，而别人又在他身上加注了他本来没想负担，也承担不起的各种美好愿望，比如现在在大明广为流传的，说他曾国藩在将大明变成一个君子之国的说法，就是他从未想象过的事情，这显然是外界对他行为的美好解读，但这种解读明显过度了。

    这种解读让他享受到了过高的赞美，也站到了过高的高度，所以他不会有好结果。

    因为登高必定跌重。

    明明知道对自己不利，可曾国藩还是要去，这就是他跟李鸿章这种人的区别，这也是一个真正的士大夫跟政客的区别，他不是不懂得趋利避害，而是因为从孟子时代传下来的那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，让他不能不去。

    但他知道此行恐怕不会有好结果，他甚至连自己一旦不幸，棺材运送路线都交代好了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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