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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洋人的第一次反击是在茶叶贸易领域，苏伊士运河开通后，规定只准蒸汽轮船通行。大量的蒸汽轮船迅地取代飞剪船，投入东西方的航运。在中国出口额中占了7o-8o%比重的英国，从伦敦直航上海的航程缩短一半之后，运费和保费变得更为低廉。中国茶叶经由蒸汽轮的快运送，更能保鲜，因此伦敦市场已不再需要维持六至十二个月的茶叶库存。

    加上大明大规模扩大了茶叶生产能力，导致生产本就已经饱和，于是在1872年，伦敦市场茶价开始下跌，而上海的华商商会依然试图控制茶价，这一次洋人不接受了，哪怕是最上等的徽州祁红，洋人一时间也拒绝进口。这一次洋人胜利了，最后他们给上海茶叶的报价只相当于过去两年的半价水平。

    在洋人慢慢在茶叶领域占得先机的时候，在丝绸领域，华商组织依然垄断着贸易价格。

    因为这几年的丝绸行业，完全是一个卖方市场。从普法战争开始，世界丝绸价格翻着翻上跳，尽管广東飞展的机器织稠业赶上了东风，但是对上海市场的影响并不大，因为广東丝绸主要是中低端，而上海的丝绸则走的是高端。

    江南苏湖一带出产的上等白丝，手工作坊织就的丝绸，依然大量出口西方市场。但是连续两年这种上等丝绸都以7%到8%的度增长，让商人们大量出口这种货物。航运大提后，丝绸交易度和频率加快，丝绸出口在当季的头2-3个月就完成了。

    各种利好刺激的上海市场过了负荷能力。丝绸的质量问题，在急增的出口需求拉动下暴露出来。为了赶工，缫丝和纺织环节质量严重下滑。1872年5月，里昂丝绸商会向上海西商公所书面投诉，抱怨中国丝绸的质量问题以及虚假标识。他们警告说，中国丝绸如再不改进，将可能被欧洲产丝绸（主要是法国和意大利）赶出法国市场。

    此时已经在普法战争后的混乱中走出来的法国，在新的资产阶级政府的推动下，他们开始快恢复他们的丝绸生产能力，国际丝绸价格大幅度下降，洋商开始在上海压低丝绸的采购价。

    但是此时华商认为洋人有意打击丝绸价格，结成了联盟，拒绝降价。洋人则认为国际市场价格都在下跌，他们拒绝华商的报价。在民族主义和对国际市场不了解的情况下，华商寸步不让，相互串联，在报纸上声明，他们一定要维持去年的高价，否则绝对不向洋人出货。

    大明的丝绸商人也不愿意接受低价，相应了上海商会的号召，也开始联合起来抵制洋人的报价，一场在丝绸领域的华洋商战就此爆开来。

    朱敬伦是在报纸上看到这些消息的，他突然嗅到了一股经济危机的味道。

    他很清楚，洋商比华商更受世界经济的影响，世界市场今年开始变得不景气，洋人在进口不赚钱的情况下，当然不愿意进口，此时华商还想维持高价，显然不可能。

    这场商战打到最后，不是谁输谁赢的问题，而是市场会不会崩盘的问题。

    朱敬伦记得，1873年，世界上爆了一次空前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，这场危机持续了五年多，比之前的任何一次危机都要严重，直到1929年的危机，才过这次危机的规模。

    他觉得他似乎得做好应对这一次经济危机的措施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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